他以自家的瓦房和平房为“地基”，仅凭木材拼接，便凭空垒出一座九层高楼，歪歪扭扭地戳向天空。有人说，它是钉子户的家，将其命名为“九层塔”或“兴义的布达拉宫”。
但这不是故事的全部，九层也不是这座楼的终点。一个多月前，他以极大的激情搭建了第十层：一个只有一平方米、大风一吹就摇晃的小平台。
在贵州兴义的梨树坪，陈天明的木板楼成了一处打卡景点。它的结构七扭八歪，木条和电线在内部胡乱穿行，窗户上的塑料纸和碎被单随风翻飞，像一个随意拼凑的玩具屋。
因为拆迁，这里的村子已成废墟，只剩下陈天明这一家。很多村民和游客在村口探头看，说不好是在看一个艺术品，还是在看一个笑话。
但陈天明不在乎这些。他每天在这座“危楼”中像猴子一样穿梭，一些又长又窄的木梯几近90度垂直于地面，其他人需要小心翼翼倒着往下爬，他却像长臂猿一样勾着某处横梁，“咻”一下就荡下去了。
楼里的一切都是不规则的，或者说不合常理——比如从八楼的梯子往下看，脚底下全是镂空的，能直接贯穿地面，惊险无比。但陈天明上下自如，几乎不用手扶。
这座总高约23米的九层楼，陈天明一共建了6年，是在父辈三代的老屋上搭起来的。他从不画图纸，技术全靠在网上学，手边有什么材料都拿去试一试：有时候是废弃的电缆线，有时候是把坏掉的木椅，拆开就用。
他学过榫卯技术，但后来觉得没必要这么古板，便用自己的方法建。他也没想过向父辈学习如何用砖砌出稳固的房子，“不想当泥水匠和砌墙的”。
几乎每隔一两年，陈天明就往上捣鼓一层，逐渐扩充出卧室、书房、艺术展厅、卫浴间、厨房。他还特地腾挪出两个观光阳台，其中一个像是建在一个吊脚楼之上，他把这称为“空中楼阁”。
说是阳台，其实是一个没有围栏的平台撑着一块挡雨的铁皮。但陈天明费了很多心思，把植物一盆接一盆挪上来悉心照料，还放了把乘凉的椅子。
一直到第九层，楼体到达一个“塔”的顶端。九层最初有挡板，但连着几次大风让陈天明在八楼感到明显的摇晃感，他只能把挡板拆了，留下一个框架，减少受力面。
陈天明不是没有过恐惧，但每一次时，他都在上面苟着，“再害怕也要自己担着。如果跑到下面，好像就错失了那种惊恐的感受。”
今年元宵节前后，天气预报说有9级大风，他每隔半小时就能感受到突然袭来的一股推力，就像有人在背后推他一样。风从深夜1点刮到凌晨5点，他迷迷糊糊躺在床上，几乎一夜无眠。
他能准确说出每一次刮大风的日期。这对他来说都是重要的时间点，关乎房子的生死存亡。有时候他梦到房子被风吹倒，但一觉醒来，“九层塔”还稳稳当当地耸立着。
看着儿子越住越高，陈天明的母亲总是担心，“楼梯看着都害怕”。她希望儿子睡在三楼以下。这里靠近山区，大风时节多。有一次，平房上的彩钢瓦被风刮得满天飞，整个屋顶都被吹到后面的树林去了。
弟弟陈天亮也表达了相似的担忧，但他知道管不了哥哥，只是常常为上楼的游客捏一把汗，尤其是一大群人上去时，“像电梯超载”。
他觉得哥哥胆大又敢干，可一些活儿未免太粗糙，和哥哥持相反的看法：“房子摇晃，肯定不正常是不是？”
陈天明不太听这些意见，他自信这个楼是安全的，讲科学的。他每天查看当地天气，研究每一级风的最高风速对应的推力是多少，以相应的重量来抵抗。有时候，他能凭楼下的牧草被风吹弯的程度，判断现在吹的是几级风。
他也不认为，不断拔高的楼层会让自己或家人陷于危险之中，因为“有足够的把握它不会倒塌”。
迄今，陈天明已经花了十多万元来建这栋楼。他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它，很多地方像“样板间”：三楼厨房的电磁炉、餐桌和餐具从来没被用过；卫生间的热水器是三年前买的，只用过一两次；马桶也是崭新的——除非赶上拉肚子，不然陈天明绝不用它。
检查和加固，成了他日常中最重要的“工作”。他几乎每天都会检查房子细节，发现哪里被压弯了就加一根木条，哪里松动了就拿废旧的布条或电线多捆两圈。
因为担心木屋子太轻，陈天明一趟趟搬运巨大的石头上楼，在楼面各处放上重达200斤的水桶。他还参考蒙古包的设计，在楼体四周拉了许多根绳子固定在地上。
陈天明在楼上敲敲打打时，母亲总在楼下仰头看他。在母亲的记忆中，陈天明很爱动手做“玩具”，小时候就做过潜望镜和独轮推车，还因为做木陀螺出过事——他当时想用柴刀把陀螺砍出尖的形状，结果一刀下去把手指砍断了，骨头露在外面，吓得母亲赶紧带他去缝针，才勉强接上。
他甚至从电视上学着制作了一把“手枪”，往枪管里塞火药或鞭炮，“有点小小的杀伤力”，但从来没成功击中过小鸟。
因此，母亲对儿子这种强大的自信和不知疲倦的创造热情，既熟悉也焦心。但是，陈天明对房子日复一日的维护，又指向另一种悲壮的英雄主义叙事——2021年初，兴义市自然资源局认定他的房子是违法建设。
这意味着，陈天明的木屋或许终将会被推倒。重复地、永无止境地检查和加固，或许只是西西弗斯式的努力。
8月7日下午，陈天明收到一份《行政公告》，限他5天之内自行拆除平房以外的部分。
陈天明不是第一次收到这种公告了。几年前，当地规划建设一个文旅项目，陈天明所在的村庄被纳入拆迁范围，一辆大型挖掘机开来，拆了陈天明家的老围墙，里面的果树和桂花树一片狼藉。
陈天明当时还在杭州打工，接到家里的电话后，连夜买了火车票返乡。家里的老人对此惶恐不安，陈天明只能给他们租房子暂住，独自留下。他一个人在家里的中堂睡了两个月，枕头下藏着一把杀猪刀。
由始至终，陈天明都不同意签拆迁协议，也不想被安排到安置区。他觉得这个文旅项目从一开始就“冒冒失失”，规划图看起来宏大壮观，号称占地5000亩，斥巨资打造人工湖、大剧院、博物馆、酒店和仿古街区，可路修好后不到半年，项目就烂尾了。
但关于拆迁的催告书依然源源不绝。此后，陈天明一直在打官司，尽管一审和二审均败诉了，但他仍继续准备申辩，“或许最后会走到抗诉”。家人支持他的决定，作为长子，陈天明是这个家的主心骨。
选择在废墟中独自留守之后，陈家跟曾经的邻居、亲友越发少走动了。在陈家采访那几天，我不时听到远处有人在白天“嘭嘭”地放烟花。陈天明的父母说，那是附近的安置区有人去世了，但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家。
如果当初陈家签了拆迁协议，他们会像邻居一样获得一块地皮，然后按规划图纸上的样式建起独栋的楼房，自己住一层，剩下几层可以出租。
但这不是陈天明想要的。安置区所有的楼房基本都长一个样，层数也基本固定。而且，租客没有想象中多，楼房的空置率很高。
陈家的坚持，大多数村民也不能理解。伟青是陈天明同村的发小，一起考上了市高中，都是农村班里的尖子生。如今，在国企工作的他看着曾经考得比自己好的朋友，时常感到困惑和心酸，“什么‘布达拉宫’，什么网红地，这些话既好听也难听，哪个人想过这种生活？”
高考那年，他出乎众人意料地考上了一所211大学的数学系，这在一个2000多户的村里是一件大事——在他之前，村里考上重本的孩子仅有一个，陈家甚至为此摆了流水宴。
陈天明一直希望成为一个知识分子。16岁考上高中那年，家里没钱，他哭着说不想辍学，最后外公掏了500块报名费。为了凑第二学期的学费，陈天明寒假去工地拌砂浆和搬砖，干累了直接睡在工地，半个月下来，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老茧。
但考上大学后，陈天明感到巨大的落差，无论成绩还是经济状况都明显落后于人。贫困就像一根无法停下的皮鞭，鞭策他不停地想法子赚钱：去摆摊卖电话卡、随身听，到大酒楼当服务生，春节也不回家。
学习也远没有高中时顺利。他不跟随老师的节奏，总是囫囵吞枣般把书翻一遍就丢开，“像看小说一样”。到了考试周，他也不临急抱佛脚，甚至直接考0分。
最终，陈天明因为挂科没拿到大学毕业证。学校曾经让他回去补考，但他放弃了。
他也说不清为什么对上学和考试如此反感，但他没有感到后悔，“难道拿到那个证书，就证明知识掌握得很透彻吗？”
大四时，他也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找单位实习，而是执意回家创业——养牛，一人包揽割草、喂牛、铲牛粪的工作。那时候还没有高产牧草，他只能给牛亲自配料，有时候还要跑到山坡上割野草，一次得挑150斤。
他希望养牛的“整体高度高一点”，买了一本农学院女博士写的论文《中国肉牛产业链分析》作参考，写了份长达10年的养牛创业计划给辅导员。他希望干成这份事业，觉得科学养殖在农村将是一片广阔的蓝海。
但这个决定为他招来了不少非议。不少村民揶揄他，“鲤鱼都跳龙门了，为什么要跳回来？”
陈天明就这样在争议中干了整整一年，后来发现养牛的周期很长，市场也跟想象中不一样。最后击溃他的，是牛被宰前哀怜的眼神——从前的老式牛市场在斜山坡上，到处都是牛的尸体，有时候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。
在这里，他要面对无法回避的惨状：因为被养殖户喂膨胀类食品，牛的肚子鼓得像皮球一样。它们眼睛翻白，横七竖八地死在肮脏的洼地里。
他受了刺激，决定把摊子留给家里，独自外出打工。他先后在上海、南京、宿迁和杭州跑推销和卖保险，出差频繁，大多数时候都住在靠近火车站或汽车站的普通宾馆里，有时候一天要跟一两百个陌生人说话，就为了把手上的剃须刀或面膜卖出去。
他也尝试过一些小型创业，但基本都仓皇结束。后来便一直在做闪送的工作。虽然日晒雨淋，但陈天明觉得这份工作还不错，当日结账，接单自由，不用像派单员那样被指派任务，困在系统里。
如果不是催促回家的那个电话响起，陈天明估计至今仍在外漂泊。他相信这是命运。
照片里，他戴着眼镜，穿着白衬衫和西装，神气地交叉着双手。我问他为什么突然换头像，他回了一个笑脸说，“可能有点自恋”。
他有近6年没出过远门了。虽然家离兴义万峰林机场很近，车程不到10分钟，但他从来没从兴义坐飞机出去过。仅有的两次飞行，都是从外地回来。
房子的事情困住了他。如今，他摘了眼镜，剃了平头，常年只穿几件洗到掉色的速干T恤，还有一套专门干农活的迷彩服。
而头像里穿的那件西装，至今挂在7楼卧室里。这是他在杭州跑推销时穿的，是所有衣服里质量最好的一件。它被挂在最显眼的地方，像对过往的祭奠。
即便真的能出门，他也时常感到迷茫。兴义地处贵州、云南、广西三省区接合部，放眼望去全是喀斯特地貌的小山坡，镇上的工作机会也不多，“不像以前了，说不定好多事情自己根本没资格去做。想跑业务，可能年纪也大了。”
陈天明不是没想过成家。过去他总觉得，成家的前提是立业，是财富自由——后来终于知道是妄想。
儿子的终身大事一直没着落，母亲对此“恼火得很”，但也倍感无奈，觉得现在的姑娘看不上他。她隐约记得儿子谈过一个北京的女朋友，但当时陈天明在杭州工作，谁也没打算结束异地恋。
关于这个女孩，陈天明私心里认为“她条件太好，我条件太差”。2012年国庆节，他坐火车到北京与女孩见面，女孩给他订了三百多块一晚的酒店，他觉得太贵，把房间退了，自己去城中村找了一个75块一晚的家庭旅馆住。
陈天明不想花她的钱，在北京玩了四五天就回杭州了。自那以后，两人逐渐疏远，这段感情无疾而终。
后来在外工作多年，有不少人介绍过他去当上门女婿，有绍兴的、杭州的、南京的、温州的……都被他一一拒绝。他对此感到恐惧，无法想象入赘后的人生。他觉得如果第一步就妥协，后面的生活都会失控。
比起其他事情，这座木板楼像是陈天明生活中唯一可控的东西。这也是他唯一还能进行的创造。
早些年，这栋楼的形状更像一个“塔”：红色的合成板崭新发亮，三楼和四楼挂了一圈红灯笼和星星灯。但在长期日晒雨淋后，墙板早已褪色，灯笼只剩一个能亮，晚上看起来有点瘆人。
陈天明觉得无所谓，他已经不在乎美不美观。近几年来，他的目标只有一个：往上再搭一层，到更高的地方去。
两个月前，他在九层上多建了一个小平台，算是第十层——这源自某个傍晚的突发奇想。那天，他在楼顶站了许久，感觉双脚能往上再踩一步，很想知道“把自己的高度再提高一米，会有什么不同”。
给第十层留下的空间，只剩下一平方米了。但陈天明非常笃定，一个上午就建好了。虽然只是一个四方形的木台子，但他跨上去后，双眼放光，“感觉这是我的战车。”
他还在第十层上安装了避雷针——这是两根很尖的铁棒，远远一看像昆虫的触须，让他的房子显得更高。
没有人知道，这是不是这座楼的极限。陈天明似乎有一种不断往上走的强迫症，自2018年起，每加建一层，他就把自己的卧室往上搬。从五楼到八楼，每一层都有床铺，这就是他在纵轴上一直追求拔高的证据。
陈天明在五楼住得最久，足有两年。但只要“我能不能再往上”的念头出现，他就会迅速行动，像燕子筑巢般搬材料、搭房子，在每间卧室停留的时间也越来越短。
我去采访的时候，陈天明刚搬上八楼不足一个月。八楼只有三平方米，为了方便半夜上厕所，他自制了一个简易版小便池——把一个普通塑料瓶割开，取上半部分倒插在他床边，然后连接一条细管，从八楼直通一楼。
如果九楼不是被拆得只剩一个空框架，相信他会继续尝试往上搬的。他总是希望站在更高的地方，并清楚其中的细微区别：比如在九层的时候，远处的山只是露出一个山尖；爬到第十层，它就多露出了一小截。
陈天明想要看到的就是那无穷尽的“多一点点”。在他看来，这可能是受数学的微积分思维影响，有逼近极限的意味。他把顶层称为瞭望台，看风看雨也看云，遇上晴天，还能在摇晃的“塔尖”上看轰鸣的飞机从南边滑行起飞，在北边降落。
平日若无事，父母和弟弟连二楼都极少上去。这是一种与家人同住却很罕见的自由——如果陈天明不下去，没人会上楼找他。有时候到了饭点，母亲得打电话才能把他喊下来。
他自知离不开这个家，却又希望最大限度地保持精神独立。既然无法在横轴上移动，那就在纵轴展开生活的想象，建立避世空间，主动把自己隔离在高空之上，即便这种选择伴随着极大的危险。
生活逐渐变成陈天明想要的模样。他一上楼就几近隐身，看书、听歌或者发呆，一天又一天。他常常用油桶装满一桶水，从一楼提到八楼，用来泡茶。八楼有一个音乐木棚，电脑常年不关，一个40块钱买来的二手音响24小时循环播放着纯音乐，白天时声音能传到村口。到了晚上，他就把声音关小，当助眠曲用。
陈天明建了很多音乐合集，比如一个关于“春天”的专辑有117首歌，关于莫扎特的则有848首。有时候音响播放一轮，他就知道一天过去了。他最喜欢的是班得瑞，二十多年来，从磁带听到CD、随身听，觉得这种空灵纯净的音乐很契合自己的精神。
在家养牛那一年，他经常用CD机和小音响放古典音乐给牛听。如今牛不在了，音乐依然在楼里飘扬。
在楼里待久了，会很容易联想到《宇宙探索编辑部》的场景：一切似乎都在变换和重复，让人感到晕眩和迷惑。陈天明就像痴迷寻找地外文明的唐志军，仿佛生活在一个狭窄的山洞里，又似乎身处无边的宇宙之中。
楼里的时间也仿佛是静止的。一切没什么变化，除了床上会落灰，压重的水桶放久了会有蚊子在水桶里产卵，幼虫在水里游来游去。但陈天明觉得自己在实践海德格尔所说的“诗意地栖居”。他说话喜欢引经据典，一会儿说自己期望达到陶渊明的精神状态，一会儿又谈起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论。
他也在向屋外探索他的“桃花源”，比如在后园养了兔子和鸡，空闲的时候就去挖鱼塘。鱼塘藏在比人高的牧草丛中，就像一处隐秘园林：里面养了鹅群，还修了个亭子，不走近都很难发现。亭子旁边栽着一棵十多年的桂花树，每到花开的季节，他就在这里午睡。
他给鱼塘引了活水，但还没想好要做什么。去年养过鱼，年底有一周没看顾，鱼塘就干涸了，八九条大鲤鱼全部阵亡。鱼塘里的牧草也栽培得同样失败，雨季淹死一次，旱季又一次。
实在无事可做，他就在楼里“沉浸式“垒石头，最多的一次垒出了近二十层的盆景，时间就这么层层叠叠地消磨掉了。
虽然陈天明常把“隐居”挂在嘴边，但他每天都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房子的动态，一天发十条都算是克制，任由房子带来巨大的流量和潮水般的看客。
自去年三四月起，最多的时候一天来了十多群参观者。有些游客骑着摩托车直接冲到院子里，把车停在他的楼前拍照。
附近散步或干农活的人，也常常聚集在一个巨大的围墙豁口处看稀奇。三年前，因为那个文化艺术城项目，村子被一圈铁皮围墙包围，主干道也被封死了。陈天明称之为“柏林墙”。项目搁置后，围墙也就无人料理。
被封了差不多一年后，村民实在来往不便，便私自在围墙上开了个门——陈天明记得，那天清晨5点多，天还没亮，就响起了切割机的“呜呜”声。村民们手脚麻利，很快切出一个能让小汽车通行的大豁口。陈天明看切出来的铁皮被扔在路边没人要，便扛回家盖鹅棚。
如今，这个豁口变成了“陈天明城堡”的观光点。无数好奇从此处出发，在高楼前停下。一开始，陈天明会耐心回答游客千篇一律的问题，慢慢地一家人不堪其扰，便养了11只狗作为哨兵，守在大门外、牛棚外、菜园外，监控一切点位，不让外人靠近。
附近的出租车司机也因此多了些游客生意，他们了解这片围起来的荒地，也了解这个不断长高的屋子。一位司机说，他本来也打算在附近买房子，在曾经的规划里，这块区域本应是未来的市中心，机场也是打算从这里搬离。只是后来艺术城项目烂尾，他就放弃了这个念想。
只有陈天明还坚持扎在这片废墟上。人们对他褒贬不一，有人盛赞他的房子是“人类共同的精神堡垒”，也有人说他是“”。陈天明似乎能自动过滤对他的质疑或谩骂。游客来了，他应付着。人一走，他又回到独属于自己的生活之中。
在这一点上，陈天明觉得自己差不多获得了“绝对的自由”。他早就认定，自己是人群中的局外人。村里几乎没人跟他聊得来，知己好友都在远方。他仰慕博雅之人，念叨着说，若不是官司缠身，他早就想去杭州探望几位老艺术家，其中一位是86岁的书法家——两人在2011年的西湖旁相识，当时老书法家每天早上都在湖边写“地书”，陈天明上前搭讪，两人相逢恨晚。
“好多老头写地书，他是最特别的一个，古代文化功底最深，《五柳先生传》《兰亭集序》……那些洋洋洒洒的长文全都能背了下来，记忆力非常好。他9岁就开始练书法，出身于书香世家。”陈天明说。他喜欢跟这样的人打交道，后来机缘巧合还当上了经纪人，帮一些书法家和画家卖字画。
只是这件事没有坚持很久，字画很快就卖不动了。五楼书房的夹层上，堆积着很多陈年的书法作品——据陈天明说，这些都是他朋友的大作。这些作品被风雨打湿过，陈天明就把它们晾晒在横梁上，借着高处的阳光，让它们一遍遍重新干透。
如今，他唯一还能坚持的风雅之事就是看书和写作。书房是房子里最富雅趣的地方，一摞摞旧书与楼体一样，以危险的姿态堆叠在木板上。
最近，陈天明反复在看《幸福论》和《自主权利的道德界限》，书都快翻掉皮了，上面标满了三角形记号。他希望自己能接近幸福的真理，并弄明白 “当代中国人在道德实践和理念中的诸多困惑”。
但书籍于他的现实而言是悬浮的。他喜欢看《全球通史》，但当被问到历史对他的现实有什么启示时，他愣住了许久，说：好像能让自己活得跟别人不一样。但具体怎么不一样，他一时说不出来。
某个深夜，陈天明给我发来一篇他写的长文，名曰《盈空楼记》，里面记录了他荡气回肠的家族史和“九层塔”的搭建始末，读起来像黔西南版的《桃花源记》。他说初稿写了有一万多字，后删减至七千多字。
他自谦说文章有些冗长和啰嗦。但我想，他还是期待得到一个认可，哪怕只是多一个读者。
在这篇文章里，他第一次正式把这座楼定名为“盈空楼”，因为“盈为实而空为虚，意涵虚实相生”。在这个楼里，他也如此或真或幻地活着。
搁置了几年后，陈天明的弟弟重新购置了一批灯笼，让房子亮堂一点。（图/受访者提供）
关于这座楼，陈天明还有很多想象，比如楼里还可以添一个“乡野艺术展览馆”。他曾经从二层到五层挂了四五十幅书画作品，但因常常落满鸽子粪便而作罢。他还想过增设室内花圃、农家乐或客栈，但都停留在幻想中，而且前提是——他能守得住这座房子。
某个因为暴雨无法继续挖鱼塘的下午，陈天明在“九层塔”上用手机刷名人名言，摘录了一段尼采在《善恶的彼岸》上写的话：
“每一个出类拔萃的人，都出于本能地寻求避难所和隐居处。在那里他可以摆脱众人，摆脱多数人，在那里他可以忘却‘作为规则的人们’，而成为例外。”
